「日本当代电影导演」日本作家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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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岛由纪夫对他多少有种爱之切之、怒其不争的矛盾态度,大概有一半应该是由于冷水擦澡和体操还有规律生活所导致的,贵族家庭里严密的秩序、管教的森严和人心的凉薄深刻地影响着太宰治,母亲撞见后不仅没有安慰我,终于决定假装说梦话给隔壁房间和客人会面的父亲听,他的一生一直在留恋、依赖这个家庭和背叛、批判这个家庭的矛盾中挣扎搏斗“于是在寻情逐爱、香艳美酒中沉沦逃避,自己成为无依无靠又渴望真情的浪荡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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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作家日本电影,聊聊日本“无赖”作家们的夏天,或许该为他们重新“赋码”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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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日本当代电影导演,太宰治:天才与魔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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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日本无赖派的代表作家,太宰治一生多次尝试过自杀,最终在三十九岁那年去世。

他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,也曾经历幻灭,他受芥川龙之介赏识,却被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批评。其中,三岛由纪夫对他多少有种爱之切之、怒其不争的矛盾态度,他曾评判道:“太宰的性格缺点,大概有一半应该是由于冷水擦澡和体操还有规律生活所导致的。我第一讨厌这个人的脸,第二讨厌这个人的乡土性的嗜好,第三讨厌这个人扮演不适合自己的角色。”可他又曾对朋友说:“对啊,我和太宰一样,是一样的人哦。”

太宰治的一生活在巨大的挫败感和虚无感当中,他的笔名“太宰”,日语谐音是“堕罪”;他出身于地方贵族之家,父亲津岛原右卫门曾是众议院议员、贵族院议员,并经营银行与铁路。他在家族的十一个孩子中排行第十,小时候养尊处优,但是,他却对自己所处的阶层产生怀疑,他像《斜阳》里的富二代一样发问:“姐姐,我们有罪吗?生为贵族,这是我们的罪吗?”

贵族家庭里严密的秩序、管教的森严和人心的凉薄深刻地影响着太宰治,使他早早陷入多疑和敏感,走进孤独的泥淖中。他曾在自传性小说《回忆》中描绘道:

关于母亲的记忆,大多是心酸的。有一次我穿着哥哥的西装在等人,可对方迟迟不来,我便哭了。母亲撞见后不仅没有安慰我,反而扒下我的裤子,啪啪地打我屁股。而我的父亲是个大忙人,平时几乎不回家,即使回家也很少同我见面。我很怕他。有一次我很想要他的钢笔却不敢说出来。绞尽脑汁想了许久,终于决定假装说梦话给隔壁房间和客人会面的父亲听。我闭着眼睛在床上叫了很久的“钢笔”!“钢笔”!当然,我这个小小的心愿既没传到他耳朵里,也没传到他的心里。还有一次我在堆满米袋的大米仓中正玩得高兴,忽然父亲出现在门口。他对着我凶狠地训斥:“小鬼出来!滚出来!”父亲背对着阳光,黑黑的身影显得格外高大。一想到那时恐怖的情景,我至今都不寒而栗。

「日本当代电影导演」日本作家作品

尽管太宰治本人觉得老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家谱,“实在不过是一个俗气的、普通的乡巴佬大地主”,但终其一生,他都没有摆脱这个家庭,如学者杨伟所说:“他的一生一直在留恋、依赖这个家庭和背叛、批判这个家庭的矛盾中挣扎搏斗,以追求一个近代个人的自我价值。”

太宰治一度投入马克思主义的怀抱,参与激进左翼运动,在革命幻灭后,他陷入身份危机,多次自杀未遂,一生与死亡隔膜相视。他罹患盲肠炎并发腹膜炎,后得肺结核,身体极度虚弱,这些加重了他的虚无感。

太宰治的小说颓废感十足,男主角往往很受女人欢迎,如果他们遵循社会规矩能活得舒舒服服,但他们对社会既定规则抱有强烈的怀疑,他们意识到旧秩序内隐藏的问题,感受到人情中的虚伪,他们渴望挣脱,却找不到更好的出路,于是在寻情逐爱、香艳美酒中沉沦逃避。他们对世界怀有深深的恐惧,自己成为无依无靠又渴望真情的浪荡儿。

《叼烟的英俊恶魔》就是这类故事的一个典型。这部短篇小说并不有名,但它却给予一位大导演灵感,那就是王家卫。他欣赏《叼烟的英俊恶魔》,并一直寻找符合小说主人公气质的演员,最终,他找到了梁朝伟。他曾回忆:

许多时,当我让他(梁朝伟)听一首音乐时,他会坐在一角,手拿一根香烟,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眼神望望我。这使我想起太宰治,太宰治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A Handsome Devil With A Cigarette,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电影名字。我很喜欢太宰治,而梁朝伟总让我想起他。

《斜阳》是太宰治另一部重要的中篇小说,它不如《人间失格》名气大,但它是最接近太宰治辞别人间时精神状态的作品。《斜阳》创作于昭和二十二年(1947),第二年太宰治宣告去世,这部作品描绘了落魄贵族的生活,通过四位人物:和子、和子之母、和子的弟弟直治、已婚的上原先生,勾勒出战后日本社会弥漫的危机感和对将来的恐惧不安。这一时期,如《奔跑吧,梅勒斯》般健康明快的色彩在太宰治作品中已消失殆尽,取而代之的是渴望救赎而不得,一心赴死的决心。

太宰治由虚无衍生出自暴自弃,因为失去更高的意义指向,他遁入寻情逐爱或日复一日的忧愁中,这多少也投射于他的小说。《人间失格》里,叶藏是一个贵族出身、讨女人喜欢,却敏感而惶恐的青年,在与主流弥合无果后,他陷入颓废,而世俗世界决定将他关在精神病院;《斜阳》里,太宰治更是通过人物之口戏谑:“历史、哲学、教育、宗教、法律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,与这些学问相比,一个处女的微笑更为尊贵。”

太宰治的作品关键词是恐惧与厌世,这与他的性格一脉相承。《人间失格》出现最多的词就是恐惧。太宰治自觉自己是软弱的人,他在1947年的自传式随笔中坦言:“我是那种待人时连满足也不会表现的软弱性格,因此我对自己近乎为零的生活能力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从年少到现在就这么活过来了。进一步说我甚至是可以称为厌世主义的,对于活着这件事也没什么执着。只是想尽快地从生活的恐怖中逃离出来。”

太宰治用了一生谋划自杀,比自己的文学偶像芥川龙之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十九岁那年,他以“焉岛众二”之名发表《无间奈落》后,动过服安眠药自杀的念头;二十岁,十二月十日夜,自杀未遂;二十一岁,六月,他结识银座咖啡店女侍田边,相约在镰仓腰越町海岸殉情。结果田边死亡,他却因协助自杀遭起诉;二十六岁,企图于镰仓山上吊自杀;二十八岁,与小山初代至水上温泉,企图再度服安眠药自杀;三十九岁,六月十三日深夜,与山崎富荣一齐在玉川上水投水自尽。被三岛由纪夫批评为“气弱”的太宰治,五度求死,终于在这个“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”上,做了了结。

日本不缺乏喜欢自杀的作家,但太宰治的求死行为一直被人津津乐道。比如:为什么他几次要与情人一同死亡,而不自己一个人去死?为什么在与情人赴死后,却给还活着的妻子留下遗书,说“我最爱的是你”?为什么太宰治对自杀一事如此执着?在太宰治的思想世界里,自杀究竟意味着什么?这些问题,恐怕还是要从太宰治的作品中寻找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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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,《人间失格》是太宰治的代表作,它的另一个译名是《丧失做人的资格》。这部小说就像他本人的自白。叶藏是倾注太宰治心力的人物,仿佛太宰治“丑恶”的影子。太宰治这种直白式写作是以对其精神防线的巨大腐蚀为代价的。他致力于描摹边缘人的心理状态,却毕生无法提供解决方案,这沉重的问题,注定令他走入虚无而无法脱身。所以,《人间失格》里的叶藏最终成为被主流遗弃的人,而在《斜阳》中,直治的遗书写着:“我就是一棵小草,在这个世界的空气和阳光中难以苟活的小草。我的生命中欠缺或缺少一种素质,苟活至今,已尽了最大的努力。”

太宰治小说中的主人公总在自我放逐,他们无法处理好与世界的关系,直率而悲观的性格招致四处碰壁。在感情生活上,他们大大方方地表达自己的感受,但在长久的交往中,他们并不具备爱一个人的能力,更谈不上建立良好的家庭。一对自愿自杀的恋人幽灵是太宰治小说里的要素,比如《人间失格》中,女性角色常子想要求死,而叶藏人同此心,他们就一起谋划了自杀。尽管小说绝非太宰治的自传,但一些屡屡出现的情节,是太宰治内心深处的投射,如果用世俗社会的理念来看待,太宰治多少难以处理“责任”这个词,他多少也是自私的,比如:在与小山初代交往的同时,他又与银座咖啡店十七岁的女侍发生关系,并在同居三日后一起前往镰仓腰越町海岸殉情,可是当1936年,小山初代与他人有染,太宰治自己却受不了了,他那时患病住进武藏野医院,小山初代与美术生小馆善次郎有染,这个消息几乎让他精神崩溃。太宰治并不是一个品德多么高尚的人,他有很浓的孩子气,不过比起世上诸多伪君子,他毕竟是坦诚的。

对太宰治而言,自杀是一种“自我选择”,人拥有生存的权利,也拥有选择自杀的权利,在《虚构的彷徨》中,他说:“我觉得人有选择生的权力,也有选择死的权力。”在《晚年》中,“想着不如一了百了。可今年正月从别人那里拿到了一套和服。麻质,鼠灰色细条纹花色。是适合夏天的衣服。所以还是先活到夏天吧”。在太宰治的笔下,自杀不为崇高理想,也不是要为自己的悲观世界画上句号,自杀就是自杀本身。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太宰治,厌弃自己的身份,对自己的存在价值陷入怀疑,或许是因为他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敏锐体察,让他对自身之恶也难以回避。太宰治并非痛陈世界之恶而回避自身之恶,他谴责最多的是自己。他选择书写、选择自白,负罪感依旧如雾霭,在他心头难以消散。他曾经尝试献媚外部世界,但那样的举动不但没有缓解他的困扰,反而令他更加不适。所以直治的遗书还写道:“我压根不愿死在马路上或野地里,让看热闹的家伙随意摆弄自己的尸体。”

其实,太宰治曾经有过快乐的时光,在与妻子石原美知子相识并成婚的那段日子,他一度恢复了对世界的希望,那时的他会说:“第一次认真地将写作当成志愿而不是遗书,想为了好好活下去才写小说。”那时的他会写出《奔跑吧,梅勒斯》这样的小说,也愿意期盼一个战后重建的世界。他会劝少年切勿沉溺烟酒,也会鼓励大学生“要珍惜离神明最近的时光”,可惜,这样的日子太过短暂。

战后的日本不如太宰治所愿,自己的身体状况又每况愈下。到了三十九岁,疾病成为压垮太宰治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那一年,他的肺结核严重恶化,身体极度虚弱,时常吐血。对太宰治而言,三十五岁到三十九岁是作者的重要时期,也是求死的关键时期。不只是太宰治,日本文坛很多作家都死于这个阶段——正冈子规,三十五岁;尾崎红叶,三十五岁;斋藤绿雨,三十八岁;国木田独步,三十六岁;长塚节,三十六岁;芥川龙之介,三十五岁。于是,他又动起了老念头。

1948年,斜阳倾颓。6月,《人间失格》发表后太宰治在12日晚留下Good Bye草稿,同时给妻子美知子、出版编辑和友人留下遗书,然后离家出走,第二天深夜与情人山崎富荣于玉川上水投水自杀。太宰治的最后一次自杀,也就是他和山崎富荣的殉情引起颇多争议。有学者发现:“太宰治和山崎富荣两人的遗体虽然用绳子牢牢绑在一起,但太宰遗体留有激烈反抗的迹象。”他们推断太宰治在行动之前改变心意,但是山崎一心求死,把他拖入了水中,造成太宰治的死亡。

关于这次殉情,日本文坛讨论颇多,其中,太宰治的友人石川淳在《太宰治升天》中说:“太宰君是善的诗人。他‘为了义’而玩乐、‘为了义’而死去了。他的玩乐是空间的战栗,他的死亡是时间的中断。”而坂口安吾在《太宰治情死考》中判断:“太宰那样的男人,如果真的喜欢上了女人,是不会去死的,而是继续活下去吧。本来,献身艺术的人,是无法真心爱上女人的。艺术的世界,就是这样一个栖息着鬼怪的地方。所以,太宰和女人一起赴死,正说明太宰没有爱上这个女人,这么想应该无误。”他质疑太宰治因为灵感枯竭而求死,他认为那只是太宰治的阶段性说辞,而这最后一次的殉情,多少有些荒谬,但无论如何,事情已成定局。

在日本,太宰治不仅是一个文学大家,也是有名的畅销作家。他的《人间失格》《斜阳》等小说都大卖,并成为流行词汇。单单是《人间失格》已经累计卖了六百万本,多年以后,小畑健负责封面绘的新装版《人间失格》在一年间也达到了二十一万本的销售量。同时,翻拍太宰治小说的影视作品更是一部接一部,《佳日》《人间失格》《维荣的妻子:樱桃与蒲公英(听歌)》《斜阳》《潘多拉之匣》等都先后被翻拍,光是《人间失格》就分别有电影、电视剧、漫画版本。而在位于日本三鹰市下连雀的禅林寺,太宰治的书迷总是络绎不绝,他们只为瞻仰偶像的墓碑。

在中国,太宰治和村上春树、东野圭吾、川端康成、夏目漱石等是知名度最高的日本作家,他的《人间失格》被青年捧读,吉林出版社、云南出版社、万卷出版社、武汉出版社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等先后出版过译本。2017年,他的自传性随笔《津轻》、小说集《小说灯笼》和《人间失格》前传《小丑之花》也被引进国内,每年纪念日,太宰治都会成为热词。

为什么在殊为不同的两个国家,太宰治都被大量青年人阅读?他的为人、他的作品到底有什么魔力?或许,勾连他们的是一个“丧”字。一生求死的太宰治,写出了最丧的经典小说。

身居日本,太宰治的小说引起50年代“太阳族”的共鸣。这与时代背景有关。“二战”战败后,日本社会在美国的改造下发生剧变。一方面,日本转型民主政体,政府改良经济结构和教育系统,并利用朝鲜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加快经济重建;另一方面,进驻的美军和朝鲜的战火让日本处于二次战争的恐惧中,受制于人的处境也让日本人内心不安。政治、经济与教育制度的改革松动了日本的父权社会,助长了年轻人的反抗倾向。可被动的处理和狂热的消费氛围,又让他们不知路在何方。当反抗过后是没有希望,而新的管制社会正在建立,日本青年陷入彷徨。太宰治的小说刺中了这个痛点。

时过境迁,当今时今日的中国读者读起《人间失格》《斜阳》《津轻》等作品,他们已很难想起字里行间革命者的颓靡、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、日本地主阶层的失势、“太阳族”的记忆,时空观的巨大变换阻隔了两代人。当中国读者仍能从这些作品中摄取丧的美学,从失败中提炼出的歇斯底里的愤怒和无助成为打破时空壁垒的介质。无论是“二战”后的50年代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,青年人都经历了从狂热到温和乃至颓丧的阶段,尤其是“90后”这一代人,历经金融危机、城乡大变革、产业大调整的时期,大量青年从“天之骄子”一夜成为“讨生活的文字民工”,巨大的失落让他们无所适从,有的人迎难而上,有的堕入逃避现实的乌托邦。太宰治的小说容易让人上瘾,他极其轻易地揭穿丧的生活状态,因此,《人间失格》等小说成为诸多青年的枕边读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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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光辉之外的另一面,太宰治也是一个“抄袭者”。

这并非无中生有。太宰治的遗女太田治子曾说,“生而为人,我很抱歉”并非太宰治的原创,而是太宰治好友山岸外史的表兄寺内寿太郎的单行诗。太宰治在使用时没有注明转载,也没有对原作者表达任何的借鉴之意,太田治子在《向着光明:父亲太宰治与母亲太田静子》一书中写道:“他(寺内寿太郎)赌上了自己的整个人生,才孕育出那样的诗句。”但太宰治的抄袭伤害了诗人,隐忍的诗人没有上诉,而是选择沉默。

太宰治的另一起疑似抄袭作品是《斜阳》。这可能不是他个人独创的作品,而是他借用了妻子太田静子的日记,其中“百分之十属于太宰治的后期加工,百分之九十属于太田静子”。但这起事件无法定论,或许也永无答案,因为最重要的当事人已经离开人世,太田静子在世时也默许了这种借用。只有女儿太田治子在《向着光明:父亲太宰治与母亲太田静子》一书里为母亲发声。她认为:母亲虽然容忍了这一切,但并不代表抄袭不存在。“《斜阳》有太多地方直接用了母亲的文字。并非一词一句,而是常常引用一大段,且百分之九十九都未作改动……她与《斜阳》女主人公的不同之处,只在于不是贵族。”

为什么太田静子容忍了太宰治的行为?究其原因,二人的结合本就是少女向艺术魔鬼的献身。太宰治才华横溢,生性自由散漫,面对爱人,他毫不掩饰自己不容于主流的一面,和他那对文学奉若神明的向往。少女着迷于太宰治的偏执,也被这种偏执所伤。彼时,太田静子热爱文学,被太宰治身上“邪典少年”的气质吸引,她像飞蛾扑火,投入情人的春盏。

昭和二十二年(1947),太田静子与太宰治相恋并怀孕。春夜少女走上祭台,魔鬼在祭台上变本加厉,他要求少女写下“不加矫饰”的日记,以作为“独白之作”保存,少女忠实于魔鬼的指示,魔鬼偏偏唱花心,在外诱惑一个又一个他者。直到有一天,这位艺术上的魔鬼,也就是万千读者的宠儿太宰治先生,在新小说一筹莫展,又被太田静子的日记深深吸引后,在威逼利诱下,他公然把日记作为《斜阳》的底本,稍作修改后拿来发表。即便如此,太田静子仍无怨无悔,她“打心底里认为,将日记献给艺术的恶魔是一种无上的愉悦”。

然而,在太田静子为其生下女儿的七个月后,太宰治与另一位情人山崎富荣殉情玉川上水。对于这个悲剧,日后太田静子只是对女儿轻描淡写道:“太宰少爷是个很伟大的小说家,但是有一天他和一个女人掉进河里死掉了,所以小治子也要小心。”

在太宰治作品流传的时候,《斜阳》的真正作者太田静子被遗忘,“生而为人,我很抱歉”这句诗的原作者也被扫入了历史的坟茔。

太田静子的创作被剽窃,固然与其性格、和太宰治关系的特殊性有关,但问题的复杂性不止于此,进一步说,日本文坛内女性创作被遮蔽的问题,并不只是女性性格的问题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日本文坛的话语权是被男性把握的,而女性成为作家、政客的情人,肉欲文化的牺牲品,作家们津津有味地书写着艺伎春情,流连于情人的双唇和潮湿雨夜的性事,与此同时,女作家的声音却缺席了。

在日本,女作家不是主流,不同阶层的女性创作被压制。女性创作遭受剽窃常常是在“忍让”中完成的。长久的社会观念灌输给女性一个印象,即写作是男人们的事,女人服侍好男人就好。而日本流行的“献身文化”,那种为魔鬼献出自己的一种审美潮流,让不少女性甘愿做出牺牲,最终成为作品署名上消失的人。

讽刺的是,日本最有名的古典文学作品恰恰是女性书写的《源氏物语》,书中广泛涉及的正是女性闺阁物语。原来在日本古典时代,贵族男人们以汉语写作为格调,他们视日本土话是通俗语言,汉语才更高贵,所以大量写作汉语诗,反而是日本女性,捡起本国语言发扬光大,最终有了《源氏物语》这部巨著。

历史上,这种女性创作被压制的现象不只出现在日本。在中国古代,人们知道李白、杜甫,却很少听过中国古代的女诗人,李清照、鱼玄机,是少数存于史书记载的女性诗人。

在美国,作家菲茨杰拉德曾在《漂亮冤家》《夜色温柔》等作品中一字不改地搬运妻子泽尔达的信件。在影视剧《缘起泽尔达》第四集中,编剧就在为泽尔达鸣不平。在剧中,菲茨杰拉德不允许泽尔达出版自己的日记,他的理由是爱与保护,但泽尔达心知肚明,他害怕世人发觉信件内容与小说的重合,害怕自己担负起抄袭妻子的质疑。

和对菲茨杰拉德的大量讨论相比,泽尔达一直以来受困于妻子的符号,人们只是在谈论作家的浪漫故事时顺便提及她,批评家关注的是她作为“菲茨杰拉德妻子”的身份。

海明威说:“女人成就了他,但也毁了他。”这个“他”指的是菲茨杰拉德,这个女人正是泽尔达,在海明威看来,泽尔达是阻碍菲茨杰拉德的文学事业更进一步的魔鬼。海明威的这一观点被诸多学者采纳,由此夯实他们男性视角的文学观。在男性主导的文学史书写中,泽尔达如同红颜祸水,她娇生惯养、傲慢无礼,把生活弄得一团糟,也让丈夫早早陷入沉重债务之中。

这并非个例。当作家杨绛去世时,她最响亮的名号是“最贤的妻”;当王小波去世后,性学家李银河长时间生活在“王小波妻子”的符号下。文坛津津乐道男性作家的妻子、情人,以男性为主角来建构文学世界,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,男性作家很少会被丈夫的符号压制,但女性作家截然相反,即便她们自身流光溢彩,一旦步入婚姻,后半生也容易被妻子的标签所框定。

而在日本,女性文学在中世纪也是被漠视的,直到明治时期(1868—1912年)和大正时期(1912—1926年),明治改革,女权主义观念传入,日本女性在经济和政治上地位稍微提升,日本女性文学的声音才日渐丰富。《日本现代女性文学集》一书收入了宫本百和子、平林泰子、大田洋子等作家的作品,丰富了日本文学的女性版图,可惜和太宰治、芥川龙之介等男作家相比,日本女作家的声音依旧是微弱的。

如今,当人们谈论起太宰治与太田静子的故事,太宰治是星光照耀的主角,太田静子,乃至太宰治的一众情人,沦为整个太宰文学世界的点缀,人们谈论起她们时,不过是为了佐证太宰治的风流和人生传奇。当权威和读者们津津乐道于太宰治的敏感和哀愁,又有谁真正体恤女性在暗处的神伤?当人们感动于《人间失格》《斜阳》惊心动魄的笔触,被抄袭的写作者,只能在角落自我疗愈。

女性创作被剽窃和压制,折射的是女性在文学场里遭受的偏见。在不少案例中,后人能看到的不仅是当事男作家的傲慢无礼,也有社会大环境对女性创作的漠然。这类案例其实常见于熟人之间,比如夫妻、好友之间,正因如此,剽窃显得更隐蔽、更难以被外人怪罪,它们被当作男作家的八卦韵事传播,甚至借以表达妻子对丈夫的无私大爱。

然而,在一个真正创作公平的环境里,女性,无论她的身份是妻子、情人、白领、艺伎还是失业者,她的著作权都应被保护,女性的存在不是男性文学世界的附庸,她们有属于自己的天地。法国作家西苏认为:“要消解顽固的二元对立并推翻父权制的压制,就要从语言的解构和批判,从写作开始。”写作是女性宣示自己的主体性的一种方式。通过写作,女性可以改变以男性为主导的话语体系,发出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。

回顾太宰治的抄袭事件,要做的并不是全盘否定,而是在给文学偶像去魅的同时,呼吁读者去发现文学史建构中隐藏的权力关系、性别歧视,重点是它对女性创作的压制。太宰治既非圣人,也非恶人,对他的文学成就和人格应区分看待。今人礼赞太宰治的才华,也应正视那些才华背后的真正贡献者,至少,出版商所能做的,是在《斜阳》的书封上,不只署上太宰治的名字,也让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——太田静子,回到她理应站在的位置。

本文上半部分首发于《新京报·书评周刊》

本文节选自宗城《至少还有文学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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